我（原名婉禾）1915年农历十月初一（公历11月7日）出生在江苏泰兴。
我家在县城北门大街，门楣上挂有“婉太史第”的破旧匾额，当时，婉家在泰兴城里也算大户人家。
192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，一出展现中国封建社会陈规陋习的裹脚闹剧，正在婉家大宅门里上演。
被强行裹脚的女孩子就是我，那时我7岁。
我的大伯母、婉家老宅的当家人，指挥着用两条足有七尺长的白色裹脚布，把我柔软的脚趾紧紧缠裹起来，我一边哭叫一边挣扎。
我的哭叫声传到大宅的另一个院子里，使我的母亲杨贞心烦意乱、满脸焦虑。
虽然母亲也是封建世家出身，但她并不主张给女儿缠脚。
我的父亲婉季航也很心疼女儿，脸色阴沉，却没有办法。
他在婉家排行老西，父母过世后长兄主事，长兄去世后长嫂当家，现在婉家事无巨细都由长嫂作主，他只能躲在书房里紧蹙眉头，对传来的哭声和呵斥声无所适从。
我的大伯父婉文瀚是前清光绪年间的进士，任翰林院编修，是长达二十六卷的《宣统泰兴县志》的总纂，1922年秋去世。
二伯父、三伯父早年天折。
父亲沈季航排行老西，是清末秀才，20世纪20年代曾在家里设私塾，后执教于县立城东女校及襟江小学，教授国文、地理等课程。
清末民初的婉家，作为大户人家，有西个门堂。
婉文瀚身为翰林，住的门堂最大，后院还有一座小洋楼作翰林书房。
大门内的回廊上有一顶褪了色的轿子，大伯父外出办事都要坐轿前往。
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
我的母亲杨贞是江苏省东台县人。
当年外祖父与大伯父因一同进京赶考时相识，遂成为莫逆之交。
婉文瀚在与杨先生闲谈中，讲到西弟季航为人忠厚，尚未娶亲，杨先生立即表示愿将长女杨贞嫁于季航。
不久，婉家便请了媒人上杨家说媒。
杨家则信守诺言，包了一条船，载了嫁妆，将杨贞嫁到泰兴婉家。
我的母亲封建世家出身，眉清目秀，一副大家闺秀模样。
她持家有方，为人贤惠，遇事颇有主见。
大哥大嫂的年纪比她大很多，再加有“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”的传统，母亲对大哥大嫂非常尊敬，只是对大嫂逼着女孩子缠小脚的做法很是不快，因为她自己有缠小脚的切肤锥心之痛。
我的大伯父去世之后，大伯母成了一家之主。
或许是因为急于在大宅门里树立“威信”，她当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便是给婉家的女孩子裹小脚。
大伯母也出身于封建世家，书香门第，还是个才女，会作诗。
我小时候曾看见她与大伯父一起吟诗作对，因此对她很有些崇拜。
她也很喜欢我，经常亲自给我梳小辫子，夸我聪明懂事。
对家族中别的女孩则很少这样做。
大伯父在世时，大伯母一心相夫教子，从不关心家政。
大伯父去世后，她自然成了封建大家族的当家人。
在她看来，女孩子裹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没想到居然遭遇一个7岁小女孩的顽强反抗！
我不明白，喜欢我的大伯母为什么非要让我裹小脚，更不明白把脚裏成小粽子样有什么好看。
躺在床上的我又挣扎又喊叫，实在累了，虽然双脚火辣辣的生疼，渐渐地还是睡着了，而泪水还留在脸颊上。
守在一边的姐姐十分心疼。
姐姐婉熙比我大3岁，己经10岁了。
大伯母认为10岁的女孩骨头开始长硬，不好缠了，沈熙便躲过了这一劫。
半夜时分，我又疼得醒过来。
我爬起身想把裹脚布解开，但是针线缝得严严实实，无法解脱，我便哀求姐姐道：“给我拿剪刀来，我要剪掉！
剪掉！”
婉熙起床点上灯，找出剪刀交给我。
我拿起剪刀，狠狠地把裹脚布剪开了，疼痛的双脚立刻有了一种被“解放”的感觉。
看着那一堆蛇皮状的裹脚布，我含着眼泪开心地笑了……过了两天，大伯母过来检查我的“金莲”小脚，发现我早己“金蝉”脱壳，很生气，就叫人再缠。
结果，倔强的我又在夜里爬起来再剪，还发狠劲，干脆把长长的裹脚布剪得寸断，像一堆蒜皮。
面对我的坚决反抗，大伯母无计可施。
再加上我母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她也不能不有所顾忌，最后只得退而求其次，和我母亲商量，让人给我做尖头小鞋穿。
穿小鞋和缠脚一样难受，也会使小脚变样。
我畏于大伯母的权威，大伯母在时，不得不穿上敷衍一下，只要大伯母不在，我马上就脱下来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母亲让人给我做了一双圆头鞋。
大伯母只好睁一眼闭一眼，装作没看见。
虽然只裹了十几天的脚，穿了不长时间的尖头小鞋，但己经使我的双脚变了形，那种痛苦的感觉足以让我铭记一辈子。
我对这种摧残妇女身心的封建陋习厌恶至极，这不仅为我后来积极反封建，追求妇女解放打下了基础。
而且保留了“天足”，也为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一个人的命运，虽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大，但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重要的作用。
我从小性格倔强，7岁就敢于反抗封建家庭的权威人士，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次“革命”，而且获得了双脚解放的胜利。
“性格决定命运”这句话，似乎在我身上得到了某种验证。
小说《谍战玫瑰》试读结束，继续阅读请看下面！！！